健全精神病人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设想。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某种程度的起始权。

我国可借鉴英美法系的鉴定启动制度，解决鉴定启动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对等对抗，起诉权赋予双方当事人，是否进行鉴定、由谁进行鉴定，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控辩双方可以委托各自的专家出庭作证。这时，诉讼程序以双方当事人为主，法官基本处于中间地位。受我国政治体制和法官角色定位的制约，我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不可能完全由当事人发起，但是仍然可以给予当事人积极的启动权，如果司法机关不进行鉴定，被告人可以自行委托合法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行为需有关部门配合，鉴定结果可以作为呈堂证据，司法部门如有疑问，可以启动补充鉴定或重复鉴定。这样既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错案，又能加强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相信这也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不断完善的大趋势。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启动程序中的救济权。

在当前我国当事人无权启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当事人进行相应的救济，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救济。关于邱兴华一案，二审其妻子及律师请求精神障碍司法鉴定被法院驳回，法院的作法并未违反现行法规，加上没有任何救济制度，被告也无能为力。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请求权和救济权提供依据，鉴定请求权包括初次和再鉴定的申请权，司法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同时，双方当事人都有权请求司法机关进行鉴定，如请求未得到满足，可向上级机关提出复审，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救济程序可以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启动程序的选任权。

应告知当事人，在不妨碍侦查的情况下，赋予其选任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权利。一是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格要求更加明确、统一。各法律对鉴定机构的选择要求不同，不妨统一为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同时也必须是其实力雄厚的三甲医院，或者国家认可的专门的精神医学研究所。既是对鉴定人的资格，也要提高，规定必须具备十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的副高级医师。建立省级专家数据库，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跨省向省级专家咨询。鉴于司法精神障碍与医疗精神障碍之间存在差异，可以适时召开专家会议，根据法律要求不断完善其判断标准。二是选任时双方都要同时在场，对选举结果达成一致后就开始确认，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可以通过专家库摇号或抓阄的形式选择鉴定人，保证鉴定人的选择，以达到选择目的。最终，只有当当事人不能选任时，法院才能行使选任的责任，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鉴定的中立。

(四)正确处理鉴定启动程序与社会舆论的关系。

第一，作为公安、司法机关，要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遵循守法的实质，公众的朴素正义感与法律所维护的程序正义存在冲突，首先要维护程序公正。所以在决定是否启动精神鉴定时，应优先考虑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尽量避免社会因素的影响。此外，作为公众，尽管法律意识日益增强，但对法律的具体程序和条文的了解却不够专业人员清楚，而且这种理解上的缺陷可能导致事件发生后妨碍司法审判。就这一情况而言，可以通过长期的互动来达到平衡，舆论能对法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样的，司法也能引导舆论走向更良性的方向。尤其在精神杀人这一民众质疑和困惑的地方，司法部门加大了对民意的反应力度，增加与民众的沟通，开展普及法律程序知识的讲座，能够对公众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正不能仅仅是要实现，而是要通过人们看到的方式来实现。”程序正义应当贯穿整个司法过程。不仅仅是邱兴华一案，近几年很多精神疾病案件的判决都没有遵循这个原则。刑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过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过分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忽略了程序正义对法治国家的构建和人权保障的意义。精神障碍鉴定启动程序公正的是双方当事人，司法机关具有同等的权利或者相应的权利，从而实现实体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