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着以上“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共同推动物价上涨，我们该如何应对？最起码就目前而言，国家所采取的对策以及中国人民期望的方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认识差距”。在这一问题上，决策部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将是一件好事。例如，普通民众通胀预期增强后，就会大量买入或囤积看涨的消费品，而这一“过度需求”也会引发通货膨胀或商品短缺，这一现象日益普遍。现在，应该说，政府、企业、国民为抑制物价而采取的有效措施，还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在打破垄断与“民生安全”之间进行权衡。虽然打破垄断和开放贸易限制，但中国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机制是一种有益的制度，虽然避免了价格套利的投机和依赖于特权和垄断地位寻租等腐败行为，但不可否认，在形成均衡价格时，市场机制无法保证金融资本在商品和农产品市场上被短期投机所取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高的均衡价格。特别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石油、粮食、大豆等价格一旦大幅上涨，就会危及社会稳定与和谐。为此，国家往往对资源型产业实行市场准入管制，以防止恶性竞争或控制市场的供求垄断和价格。然而，大众却认为他们今天并不能享受这种原本应以公益为导向的资源供给方式所带来的利益(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直到今天仍有许多类似的“补贴”现象！)，相反地，它们认为，上游资源类国家垄断企业利用其特权和垄断地位，在这一国内价格飞涨的外部环境中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

第二，“放松管制”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权衡。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政府减税、放松管制等是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行政措施的结果是在增加企业的成本，那么，很有可能就会由于具备转移成本的能力，最终推高消费品价格。当市场需求不完全饱和时，即使投资粗放的企业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当你拉闸限电时，它也会抢购柴油自力更生，以求眼前的商机。自愿重组的冲动只有在市场自身发展到“破坏性创新”阶段时才会出现。该阶段的形成，除了在供给方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新突破外，更多地依赖于供给方对供给方的接受能力。在当前，政府也许更多的是从供给方面考虑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人们的购买力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被忽视，从而忽视了中国当前大量财富积累和投资活动创造财富的驱动力。因此，如何克服高成本财富递减的高代价下企业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动力不足，是未来各国在制订前瞻性产业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政府“加息让利”与国际资本“搭便车”问题的利弊权衡。由于通货膨胀的高企，人们普遍认为，应该通过及时提高利率来降低国民财富的损失(特别是对大多数贫穷国家来说)。还有不少私营企业主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让利”(如减税)等方式，减轻因企业成本过高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不过，政府决策机构担心，如今，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利率的上升实际上承担了美欧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市场风险，甚至是第二次衰退。由于海外热钱过多的流入，会引发本国货币升值、通货膨胀加剧和资产泡沫，从而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的“日本病”特征，这一特点一旦外力改变，就会产生逆转。例如，美国利率的上升，如地缘冲突的爆发，很可能会突然将热钱抛向热钱，导致泡沫破裂。要了解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在经常项目下本国货币与外币自由兑换的深度，与入世前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开放了热钱进出中国大陆的自由通道，因此，提高利率不但没有减少负利率现象，反而是因为流动性的进一步泛滥，导致价格上涨的力度更大。而另一方面，减税让利给国内出口型企业，国家又担心会招致更多贸易摩擦的麻烦，即使在与外商进行价格谈判时，也让别人利用自己的定价能力为中国政府“补贴”的便车。